楊銳出身于四川綿竹書香門第，幼承父兄教養，少年時代即開始顯露頭角。參加院試時，張之洞將楊銳與其兄楊聰二人比為蜀中當代的蘇軾和蘇轍。畢業于尊經書院，年最少，嘗冠其曹。優貢朝考考取知縣。及長，入已升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幕府，任職期間以其卓越的才華與高尚的品格深得張之洞的敬重，成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與重要文獻，大多出自楊銳之手。
光緒十年（1884年），法軍侵犯越南諒山和中國滇桂邊境，楊銳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張之洞起用退職愛國老將馮子材為廣西軍關外軍務幫辦，率軍出關，奮起反擊，打敗法軍三路進攻，重傷法軍司令尼格里，并攻占涼山。捷報傳來，楊銳滿懷激情，代張之洞草擬了《廣軍援桂奏稿》，此稿成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獻。
光緒十一年（1885年），楊銳在順天鄉試中，考取內閣中書，獲章京記名，協編《大清會典》，書成后晉升內閣侍讀。楊銳身入政壇以后，即義無反顧地投入救國活動。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中，和議傳出，楊銳深切憤慨，而慈禧卻在此時要辦六十大壽，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太監寇連才阻諫被殺，無人再敢直言勸阻。獨有楊銳激勵御史王鵬運進諫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齊頃公敗于鞍，七年不飲酒食肉，越勾踐敗于會稽，二十年臥薪嘗膽”之句。慈禧看后甚為惱怒，要恭親王奕訢將其充軍，奕訢回答：“言官無邪。”方得免。
甲午戰敗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國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對此全國人民非常憤慨。在京1300多名應試舉人發動“公車上書”。楊銳作為年輩較早的京中名士帶頭參加。“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這年8月底，楊銳同文廷式、康有為等18人在京發起組織以振興中華、開通民智為主要上的的“強學會”。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多次向光緒帝上書都被守舊派作梗阻撓，光緒都未看到。康有為又來北京準備再向光緒陳述救亡自強之策，楊銳日夕與康籌劃，為之宣揚，并在都察院一位官員高燮曾面前極力稱贊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將主要內容予以條陳，高燮曾上疏向光緒推薦。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之洞推薦楊銳應征經濟特科。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決心變法自強。繼“明定國是”詔以后，光緒帝不斷發出“行新政”的詔書，甚至一日數令，傾瀉而下，決心變法維新。由于當年是戊戌年，史稱戊戌變法。
9月1日，楊銳在積極推行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革職）的推薦下，受到光緒帝的召見，向光緒極言興學、練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緒以其所言切實中肯，甚為滿意。接著又召見了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三人。9月5日加四人四品卿銜，參預新政，當時有關新政的詔書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擬。加上一些守舊衰謬大臣已失去光緒帝的信任，因此，當時的四大章京頗有實權，按梁啟超的說法是“名為章京，實為宰相”。“明定國是”詔發出以后，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維新派與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展開了激烈斗爭，北京城內政治形勢十分緊張。
變法維新的口號喊了
兩月多，但各地巡撫總督見清廷實權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數都持觀望態度。為了打破困境，8月30日光緒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這些無所事事的衙門和充滿著尸位素餐的官員，裁撤了湖北、廣東、云南三省的巡撫（因這三省既有總督，又有巡撫）。
禮部主事、維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議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游歷日本諸國，以考察各國情況，從而開拓眼界。這一建議，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并不贊同，因此不肯向上傳達這個建議，阻撓王照上疏。光緒得知后勃然大怒，因為按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撓各級官吏上書的，他認為這是守舊大臣公開挑戰新政。為了立威，光緒帝在9月4日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骙、堃岫、徐會灃、溥颋、曾廣漢等阻撓變法的六堂官全部罷免。史稱“禮部六堂官事件”。這是清代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懷塔布立馬通過自己的妻子將此事告訴了西太后慈禧，慈禧認為光緒處罰過重，立即表示反對。慈禧還沒來得及有所行動，光緒便在第二天擢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
9月13日，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的建議，準備開懋勤殿以代替軍機處，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魯、梁啟超等8人共議新政，同時，康有為還在光緒皇帝面前保薦梁啟超為懋勤殿顧問。這一舉措無異于宣告維新派開始正式與守舊派奪權，這是慈禧決不允許的。9月14日，當光緒帝赴頤和園請求慈禧批準成立懋勤殿時，慈禧明確表示了她的態度，對光緒帝施加了壓力。
光緒帝回宮以后，次日召見楊銳時發了一道密詔，其內容是：“近來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并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這份密詔雖然表現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并未包括康有為，康有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諸同志”之中，證明在此時皇帝心中，他決非不可或缺的股肱。而且光緒帝此時只想找到一個能夠避免政變、同時又能夠讓改革繼續下去的方案，并不想得罪慈禧。很明顯這不是一封告急文書，“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只是在咨詢 “良策”，并未要求展開救援行動之類。況且他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緒帝預感大禍臨頭，再次發出密詔，這一次的密詔是發給康有為的。盡管實際權力都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大臣手中，但康有為還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世凱。就在這一天，當楊銳秘密地將光緒帝寫給他的第一份密詔的抄寫本交給康有為，并讓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時，康有為將密詔改成了如下內容：“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康有為將兩份密詔（包括被篡改的那份）交給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看后，眾人相對痛哭了一場。康有為決定讓譚嗣同連夜勸說袁世凱，讓他起兵勤王，并前往頤和園逼迫慈禧徹底交權。并說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凱為直隸總督。狡猾多詐的袁世凱，當面并不拒絕，兩天以后立即向榮祿全盤交待了譚嗣同夜訪的情況。榮祿急乘專車趕到北京，同懷塔布等人面見慈禧，密謀至半夜方散。慈禧傳旨說皇帝生病不能辦事，由她“臨朝訓政”。
24日凌晨，楊銳在繩匠胡同寓所被捕，與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同時關押刑部監獄。28日，楊銳與以上五人同時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僅41歲。 現有“楊銳廣場”位于四川省綿竹市人民公園內。
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從日本流亡到美國、歐洲，聯想
到楊銳已經被殺，死無對證，他便將自己篡改的假密詔公之于天下，欺騙外國人和華僑，處處打著保皇的旗號騙取集資大肆揮霍。當慈禧得知這份假詔后，誤以為光緒對自己有謀害之心，立刻勃然大怒，將光緒終生囚禁在瀛臺，直到死也沒有原諒他。
康有為自認為死無對證，沒想到有一個人卻對此事洞若觀火。戊戌變法后，與康有為同樣逃亡日本的維新人士王照曾經在一則筆談中揭露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所偽作者也。皇上密諭章京譚嗣同等四人謂‘朕位今將不保，爾等速為計劃，保全朕躬，勿違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禍之實在情形也。另諭康有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無令其舉動之文也。”
王照雖知道真相，苦于沒有直接證據，直到1909年宣統改元后，楊銳的兒子楊慶昶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當時章炳麟執掌京畿，他將密詔原件轉呈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從此大白于天下。
《清史稿》：百日維新，中外震仰，黨爭遽起，激成政變。（楊）銳、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廣仁同日被禍，世稱“六君子”，皆悲其志。
【臘月十五夜月】
錦官城里暫停鞍，紅粉樓頭獨倚闌。
一十二回明月夜，可憐都向客中看。
1898年9月24日，楊銳被捕，關在了刑部
楊銳書法大牢。張之洞知道后，急電盛宣懷，請順天府尹夔及戶部尚書、協力大學士王之韶營救楊銳。同時他致電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提出楊銳是有湖北巡撫陳寶箴保薦，與康沒有關系;在給翟鴻的電文中，請他找王文韶、剛毅幫忙。在9月27日晚，他還致電在天津的榮祿，表示要親自為楊銳作保。但是剛毅由于楊銳說他剛愎無知，而且阻撓變法導致沒有成功，反而在慈禧面前鼓煽：“此輩多殺幾個何惜？”西太后異常的厭惡變法，對“康黨”勢不兩立。9月28日，她就將被捕的譚嗣同、康廣仁、劉光弟、林旭、楊銳、楊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處死，史稱“戊戌六君子”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列傳二百五十一》
